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-新萄京娱乐网址668866

ECNU主页 | 在线投稿
您的位置: 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  文脉廊

刘云耕:老共产党人李庸夫


发布时间:2020-07-06

刘云耕,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,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,1983.09—1985.09在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政教系政教专业学习。


三句话伴我终生

  1992年10月的一天,突然接到通知,要我马上赶到李庸夫局长的办公室去。什么事那么急?时任市劳改局副局长的我,拿了记事本,匆匆上车前往市司法局。

  李庸夫是1943年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,新中国成立后,他长期在福建的县公安局、省公安厅工作,后又任公安部副部长秘书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秘书。

  劳改局是司法局下属机构,两局机关不在同一地方。我是李局长下级的下级,平时与他接触的机会少,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约我到他办公室去,我有点紧张和茫然。

  李局长身材魁梧,慈眉善目,说话沉稳、淡定,越是基层的普通干部、群众,越会觉得他和蔼可亲,可一些处、局级机关干部,看到他都心存敬畏,因为深知他要求之严。有人说,如果戏剧演出需要一个堂堂正正的局长演员,那么李局长可以不作任何化装,径直上台,他一身正气的形象和领导干部的风度就足以体现。

  那天,李局长见到我,起身抬手示意我坐下,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今天请你来是告诉你,市委已经研究决定,由你来接任市劳改局局长。”这是李局长的风格,说话从不转弯抹角。

  我吃了一惊,脱口而出:“没想到。”

  “对,这局长就是要没想到的人来当。”李局长突然提高嗓音,似有所指地说,“越是想当的人,越不能让他当。”

  我更是不知所措,哑然。

 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,1985年调到劳改局,跟李局长素不相识,也没有个人交往,但我却能感受到李局长对我的爱护、关心。那年劳改局新建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,我当了所长。不久,我到地处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场调研,在最基层的劳改大队里,与犯人面对面工作了9个月。司法局一纸调令,将我召回劳改局,任局长助理、办公室主任,继续兼着研究所所长。

  特别让我于心不安的是,1988年,受美国司法部邀请,有一个考察美国监狱的机会,那是极其难得的。劳改局考察团名单早已确定,报到司法局,李局长大笔一挥,拉掉了一位老同志,换上了我,这情况我是赴美考察回来后才知道的。当时,李局长说:“还是让年轻同志去吧。”我对那位老同志一直心存歉疚。大家在纽约、芝加哥、西雅图、旧金山等地考察了12所监狱,对美国监狱的现状有了直观了解,回国后,我写了《我所见到的美国监狱》一组文章。而后,又结合白茅岭劳改农场的实践,写了《试论对囚犯的智力开发》一文,指出长期以来大家曲解了马克思关于“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”的论述,提出“生产劳动不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”的观点。李局长指示司法局出简报转发我的文章,还加上黑体“按语”予以推荐,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都刊登了。隔一年,我被任命为上海市监狱监狱长。这一切,我心里非常明白,没有李局长的厚爱、支撑,在当年论资排辈突出的政法机关,是不可能的。那时有一批像我一样受到李局长青睐的年轻干部得以重用,对此大家都有同感。

  李局长是一位极具个性魅力的领导,平时话不多,但说出的话字字句句很有分量,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约谈时他说的3句话。

  “要带好队伍打好仗。”李局长是八路军老战士,行伍出身,“带好队伍打好仗”是他对我言简意赅的工作交代。这话他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讲过,他还回忆了战争年代的带队伍和打仗,日寇大扫荡后,15岁的他,在牺牲的战友尸体堆中,寻找代表大家政权的县政府大印,最后在县长秘书的遗体旁、被鲜血染红的雪土里挖出了大印,交回到县长手中。

  “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人家的裤腰带上。”李局长的第二句话意味深长,在“官场”里,把自己脑袋系在上司裤腰带上的人是有的。他是告诫我,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,共产党人不能搞人身依附,不能投机钻营。

  “通不通,三分钟。”这是李局长的第三句话。此话他跟我做了说明,过去革命战争年代,常有战友牺牲,岗位必须有人顶上,提拔上来,降级下去,都有可能,都是革命工作需要。那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思想工作,上级一个命令下来,给你三分钟时间,无论你想通了还是没想通,立马赴任到位。“通不通,三分钟”是对革命事业忠诚度的考验,也是共产党人的组织观念。

  我在李局长领导下工作了8年多,他的这3句话使我终生受益。在以后的工作生涯中,我都以此为铭,反复咀嚼,细细品味,提醒鞭策自己。


确守初心 至望始终

  “文革”初期,李庸夫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当秘书处长。1966年12月30日,发生“康平路事件”,91人受伤,上海市委陷于瘫痪状态,全国大规模武斗由此而始。李庸夫为保卫市委办公地的安全,继续工作,寻找秘密房源,转移机关文件和档案,造反派称秘书处是“黑市委机关保皇派的最后一个堡垒”。不久,造反派批斗李庸夫,给他套上一顶三尺高帽,拉出去和办公厅领导一起游街。从宝庆路出发,途经东湖路、华山路,到康平路时,他趁人不注意,把头上的高帽摘下一看,见前面写着“反革命”,就说“这不对呀”,再把帽子转过来一看,见后面写着“修正主义”,说“这还沾点边”,于是把高帽转个身,戴上继续走路……

  游街回来,他摘掉头上的高帽,立即又投入了工作。

  随着运动深入,李庸夫被隔离批斗,失去自由,关进了“牛棚”。他百思不解,在床头墙上写下了武超等一长串名字,别人不知何意,其实这些都是李庸夫已牺牲的亲密战友,武超又是老乡,比李庸夫大2岁。李庸夫在迷茫、艰难时刻,默念着牺牲战友的名字,激励自己。

  1969年下半年,在“四个面向”(面向边疆,面向工矿,面向农村,面向基层)的口号下,被“解放”出来不久的李庸夫作为赴黑龙江慰问团成员,交掉上海的住房,带着妻子和儿女,北迁到黑龙江。在与苏联一江之隔的呼玛县老卡村,李庸夫与在那里插队落户的上海常识青年一起劳动,一起生活,名为“干部带领,集体插队”。

  为寻踪李庸夫的这段足迹,我找到了当年的知青徐惠民(他已从上海吴淞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休)。那年才16岁的徐惠民与上海控江中学百余名69届初中毕业生一起,到黑龙江呼玛县老卡村插队落户。

  徐惠民说:“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,口中喊着‘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’,实际上有的连个人生活也难料理。匮乏的物质资源,枯燥的业余生活,日复一日的田间农作,每天2角1分收入,辛苦半年,扣去伙食,我还欠生产队42元。”知青们渐渐陷入了迷茫,困惑中思念着远在上海的亲人,情绪低落。

  李庸夫等一批上海干部到来后,被上海知青视作家乡亲人。他们昵称李庸夫为“老李头”,觉得他像慈父一般。那年42岁的“老李头”,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。他带领知青战天斗地,种上上海知青爱吃的绿叶蔬菜,养起奶牛供应知青食堂鲜奶,改造了一条柴油机船,到黑龙江捕鱼,知青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。

  徐惠民动情地跟我说:“‘老李头’身上故事很多,电灯泡的故事令我没齿难忘。”

  老卡是个贫困村,虽然通了电,却没有灯座、灯泡,来自大上海的年轻人难以适应十七八小时的漫漫黑夜。他们精力充沛,正是学习的好年华,“老李头”鼓励他们晚上学习学问,但知青们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、做题、记日记、写家信。“老李头”看了十分心疼。一天,他突然拉住徐惠民:“小徐,走!跟我去公社跑一趟,拿灯泡去。”

  赶着马车行了8里路,到了公社大院,办公室的干部都忙着到食堂吃饭去了,守院的老头正逗着他那条大黑狗玩。

  “老李头”带着小徐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,哇,一个小小办公室,天花板上居然挂着两盏200支光的大灯泡。“老李头”迅速拉过一只凳子,登上去用手缠住带电线的灯泡,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,口中念念有词:“叫你们不关心知青,叫你们一个办公室用那么多灯……毛主席作证,我可是把灯泡给了知青啦。”说着用力一拽,灯泡、灯座、电线一起掉了下来。小徐赶快接住,装进随身带来的麻袋里。随后,“老李头”带着小徐“扫荡”了一遍所有办公室,凡是一室有两灯的,都没收一个,连带灯座。只用了十几分钟时间,收缴到15个灯泡、灯座,赶着马车,胜利返回老卡。

  当晚,老卡的知青宿舍里如同过年。知青自己动手,不一会,十几间宿舍同时亮起了灯,大家围着“老李头”,又唱又跳,仿佛回到了上海的不夜城,庆祝从此告别油灯年代。公社领导知道这件事后,因为“老李头”是上海来的“大官”,又是为知青办实事,嘿嘿地笑着说:挺好,挺好。

  “另一个狍子的故事,也是知青们难以忘怀的”,徐惠民说。

  到老卡的第一年春节前夕,知青武装民兵连的小王执勤回来,背着步骑枪(步骑枪是苏联的枪型,略短于步枪)骑在马背上,一只手拽着缰绳,另一只手挥舞着,嘴里喊“乌拉!乌拉!”马背上驮着一只狍子。知青们马上剥皮开膛,70多斤的大狍子,三下五除二,收拾停当。想到“老李头”平时对知青的好,大家一致决定把一条狍子腿送给他尝尝鲜,其余的一锅炖,每个人美美地吃了一大碗。

  这天下午,“老李头”带来口信,让抓到狍子的小王到他那里去一次。小王一听,顿时蔫了,原来小王是把老乡套住的狍子偷拿了回来。这下大家都闷了,狍子肉都吃了,没退路了。有人出主意,就说被老乡套住的狍子又犟脱逃走了,这是常有的事。干脆编个故事,说狍子是大家用枪打死的。于是知青们将错就错,把狍子皮叠起来,在心脏部位补打了一枪,子弹穿进又穿出,狍子皮胸、背部两个孔,效果不错。

  知青们三五成群跟着小王去糊弄“老李头”。李庸夫取过狍子皮,察看了一下枪眼,笑嘻嘻地说:“你们真能啊!”大家悬着的心放下了。谁知只过了几秒钟,“老李头”突然瞪大眼睛喝道:“谁干的坏事?”知青们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谁也不吱声。“老李头”重新拿起狍皮,指着弹孔说:“子弹穿膛,弹孔应该进去小,出来大,这一模一样大的两个弹孔,分明是你们叠整齐后补打的枪。”他见大家不吭声,又接着说:“这弹孔打中的是心脏部位,狍子应该流血很多。可你们给我的狍腿,血管里都淤着血,这狍子分明不是被枪打死的,而是套住憋死的。好小子们,你们犯了纪律还赖账。这狍腿和狍皮拿去还给老乡,老老实实讲清楚,以后再犯,我拧断你们的脖子。”这批年轻人面面相觑,在骗“老李头”的时候,忘了他是老公安出身。

  知青们相互埋怨着回到宿舍,刚进门,看到老乡已经在屋里了。东北老乡很憨厚,说:“吃了就吃了,没关系,狍子皮你们还给我,‘老李头’给我的钱不能要。”知青们都愣住了,原来“老李头”已经替他们向老乡赔了礼,补了钱。


“大家社会有责任”

  1983年下半年,劳改局整建制从公安局划归到司法局。自此,李庸夫局长的办公室里总是空无人影,不到半年,他已风尘仆仆,跑遍了所有监狱、劳改劳教农场和劳改支队。

  有一次,李庸夫到白茅岭劳改农场,有人说,“山东残老队”是被人遗忘的角落,从未有领导去过。李庸夫一听,马上说:“这就去!”

  李庸夫是急性子,“这就去!”三个字经常从他口中迸出。

  去“山东残老队”,要翻过一座山,越过一道名叫老虎口的山谷,这里道路崎岖,汽车开不进,下雨天泥泞不堪,步行也很困难,因地处山的东面,“山东残老队”由此得名。

  农场领导极力劝阻李庸夫,但李庸夫听说那里有近百名老年人、残疾人,因无亲可投、无家可归,长年留在农场工作直到退休,便执意要去。

  农场领导不让李庸夫去是有道理的。那里的老人情况复杂,有解放初期从上海被收容遣送来的游民,有吃过“官司”的留场人员,他们没有亲人,对历史问题心存芥蒂,对社会现实满腔失落。所以农场特意把他们安置在这山谷里,与外界相对隔绝,避免“不良影响”。

  翻过老虎口,走到“残老队”,患有心脏病的李庸夫,已是气喘吁吁。大伙刚想歇歇脚,几个老人围了过来,投来惊奇眼光,仿佛见到“天外来客”。很快,他们明白了来者是位局长,不知谁一声唤,“呼”的一下,连拄着拐杖的、靠人扶着的都拥了上来。农场领导有点紧张,放大声也吼不住。李庸夫不慌不忙,拉来一把椅子,一屁股坐下,抹抹额上的汗说:“不要闹,不要闹,我坐下来,今天是专门来听你们意见的。”

  老人们平静了下来,七嘴八舌,吃喝拉撒睡,意见一大堆……李庸夫仔细听完,又踱步察看了老人们的生活场所,心情沉重地说:“大家意见那么多,是多少年没有人来的缘故,如果大家经常来……”又转过头,严肃地跟农场领导说:“过去的历史都已过去,他们现在都是公民,是农场的退休职工嘛,老人们提出的那些具体生活问题,是不需再带回去研究研究、商量商量的。今天我把‘财神爷’(局财务处长)也带来了,抓紧解决吧。”

  历史已对是非作出了定论,法律也已对罪错进行了惩罚,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,生活上善待那些老年人,足见李庸夫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。

  老人们反映的燃眉之急问题,不久就解决了。几年以后,“残老队”撤掉了,白茅岭农场中心地区的一所学校改建成了农场养老院,养老设施齐全,我去看过,老人们在那里颐养天年。

  李庸夫喜欢下监房,与犯人聊家常、谈心交流。20世纪80年代,监狱里90%左右都是年轻犯人,李庸夫常常忧心忡忡地说,“文革”害了他们,荒废了他们的学业,颠倒了社会道德,大家社会有责任……

  李庸夫感情十分丰富,且不加掩饰,一次在上海市监狱的大礼堂里,“走向新岸”报告团的规劝演讲刚结束,他突然动了情,一把拉过桌上的话筒,面对台下2000多名犯人(还有拉线广播),作了即兴发言,我查到了录音记录稿:

  “我在白茅岭劳改农场看到一个青年犯人的两本日记,看到深夜才看完。当夜我跟他写了一封信,鼓励他。过了2天,我又赶到监房里和他作了长时间谈话。这个青年人确实很有志气,他为了刻苦学习,冬天把床上睡觉的垫褥丢掉,睡在凉席上,我看有点卧薪尝胆的精神。他为自己开了大大小小17门课,学习两国文字,英语、日语。他没有收音机,又没有课本,自己在那里拼、背,成绩不错。我看到他的精神,就请大队干部批准他听收音机,把他的床位移到电灯下面,减少他的劳动量。他在日记里写道:我学日语不是为了别的,日本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,今后搞‘四化’也要和日本打交道,要研究这个民族,就必须掌握语言这工具。我看他有雄心大志,他一天起码学习12小时,很多时候是通宵达旦。我回市区后,特地到他家家访,我对他父母说,大家支撑你孩子好好改造,国家需要人才,搞‘四化’建设需要有学问的人才。一失足成千古恨,我看也不一定成千古恨嘛,只要汲取教训,是会有转机的!”

  台下犯人掌声雷动,“走向新岸”报告会成了激发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春雷。

  李庸夫关心青年犯人改造成才的例子很多。一个交通大学的研究生犯了罪,李庸夫调阅他的全部档案,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是优等生,深为他的失足痛心,派了司法局团委书记与他谈心教育,自己跟交通大学领导联系,得到学校支撑,保留这个青年犯人的研究生学业,又指示监狱允许他带进研究生的课程资料,特别给他请假出狱,到交通大学引导老师那里接受面授学习。另有一个在苏北上海农场劳动教养的青年,经常拿着洗衣搓板,把它当作钢琴键,练习指法。李庸夫知道后,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特殊性,破例允许家长把钢琴从上海运送进苏北的劳教农场,这个劳教青年不负众望,一边劳动一边刻苦练习,3年劳教期满后,考取了美国的一所音乐院校。


求贤若渴 造群英 赢未来

  上海市司法局是1980年恢复重建的,“文革”十年,法制殆尽,教育荒芜,法律人才奇缺,有正规大学文凭的人很少。1983年,李庸夫上任司法局党委书记、局长,他对常识分子情有独钟,从骨子里喜欢读书人,敬重有知识的人。

  容国鎏,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,因学业优良、英语流利,在京沪铁路局实习时被局长看中,选为秘书。容国鎏胞兄是国民党空军上尉,李宗仁总统座机的驾驶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容国鎏如实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身世、经历,从此厄运不断,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,后又被管制、劳教,40多年磨难,一家5口,妻儿3人精神失常。“文革”后被平反,在劳改工厂担任工程师,屡有创造发明,入了党,穿上了司法警察的制服。李庸夫获知容国鎏情况时,容国鎏已是肿瘤晚期,卧床长海医院。李庸夫性急,当晚找来上海法制报记者陆萍,她采访过容国鎏,问毕详情,带着陆萍驱车直奔长海医院。夜深人静,疲惫的值班医生瞥了一眼李庸夫,径自忙碌。李庸夫像个病人家属般,躬着身跟在医生屁股后,苦苦请求着,终于触动了医生,带着李庸夫摸进早已黑了灯的病房。陆萍说,在她心目中一直十分高大威严的李局长,为了容国鎏求医生时,显得如此卑怯。容国鎏一见李局长,以为是梦中,热泪涟涟。李庸夫向医生递上名片,医生不接,说这病人没法治了。李庸夫硬是把医生拉着坐了下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《上海法制报》,递给医生,上面有陆萍写容国鎏事迹的长篇报道,李庸夫在报眉上用苍劲浓墨写着:“医生,请无论如何救救他!”医生感动了,收下了报纸。

  徐立,一位专事德语翻译的女常识分子,受了23年冤屈后得以平反,她写信给李庸夫,请求把她的户口从地处安徽的劳改农场迁回上海。李庸夫获知后马上批示司法局有关部门跟踪落实,又赶去徐立家里拜访。到了徐家楼下,要登上5楼,患心脏病的他自觉体力不支,遂让驾驶员小毕登楼告知,徐立闻讯激动地奔下楼来。在李庸夫的小车里,徐立倾诉了自己横遭厄运的历史,李庸夫默默地听着……几天后,徐立的户口终于迁回上海。

  司法系统一些得以平反、落实政策的常识分子发自内心感激李庸夫,有人对他千恩万谢,几近下跪,李庸夫却心情沉重地对他说:“你不要谢我,这是你早就应该得到的待遇。你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,大家执政党还欠了你。”

  这话振聋发聩,在某些人听来觉得很刺耳,甚至大逆不道,共产党怎么还欠了你?但这话出自李庸夫之口,一位1943年参加八路军,为夺取政权浴血奋战的老共产党人,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。他站位高,把自己视作执政党的一员,努力修补大家曾经的失误,向因此而受到冤屈的人表示歉疚,挽回人心,为党夯实更加坚固的执政基础,建树更加高大的执政形象。

  “拨乱反正”,今日青年听起来甚为陌生,似乎只是个政治术语。其实在当年,却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战斗。没有“拨乱反正”,就没有随后的改革开放大好局面。李庸夫为发掘在“左”的路线下被埋没的人才,在司法局成立了专门班子,两年间,为210名常识分子落实政策,为1000多名常识分子调整工作岗位,并从中选拔出56名担任处级领导职务,有的成了局级领导。

  李庸夫痛切历史教训,深知要赢得未来,必须觅人才,造群英。他在晚年励志兴办教育,培养大批法律人才。从上海青浦的青东劳教农场划地500亩,1983年兴办上海司法警官学校,1984年创办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,1985年又办了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。李庸夫十分感叹地说:“这三所学校都是当年动工,当年招生开学。当时清规戒律多,我哪里也不去请示,如果去请示,3年也没人会答复。现在学校办起来了,3年也没人来追问……”

  35年过去了,如今坐落在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上海政法学院,就是由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成,李庸夫既是创始人,又是合并后的首任院长。上海政法学院已扩建占地千亩,绿树成荫,花草遍地,学子在读11000余人,设有16个两级院部,本科专业30多个,还有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专业学位硕士点。2020年软科中国政法类大学排名第四。

  已故原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曹昌祯教授曾撰文记录了这段历史:“此三校建设,均未费用政府之基本建设和教育经费,全由公(尊称李庸夫,下同)运用其上海市司法局局长之职权与影响,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筹措募集而成。其兴办学校而敢于冲决陈规,敢于运用职权之魄力,知情者无不骇叹。”“公行伍出身,历任政府要员,而晚年竟孜孜以兴教育,以培人才,至不惜让其家居,捐其薪金。能若公者,有几人哉!今公离世,已届三年,余亦已卸职,且垂垂老矣。思公之事迹,理应勒石,以传后人。静夜默念,此事也,余不为之,孰其为之?今不为之,曷其及之?故撰此文,略叙公办学之情事。”所谓“让其家居”,是指李庸夫腾出家里房间,让学校住房困难的教授家人居住,传为佳话。

  离休后的李庸夫,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政法学院依然情不能舍,带着夫人郭阿姨(离休干部)住进招待所,以校为家,辅佐学院领导,呵护、陪伴学院成长。1997年6月23日,李庸夫老院长在学院里心脏病突发,急送医院,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我获悉匆匆赶到急救室……但李庸夫老院长终于不治,享年70岁。

  悲痛之余,我提议学院塑一铜像,纪念学院创始人李庸夫老院长,留住历史。经有关部门同意,由女雕塑家吴慧明先生制作,李庸夫铸铜胸像高0.8米,底座高1.3米,庄重地安顿在“庸夫楼”(原学院的信息大楼)前厅,塑像庄严慈祥。我应学院之嘱题词:兴学之初,原野擘画,筚路蓝缕;筹措资金,殚精竭虑;招募师资,求贤若渴;于法制建设百废待兴之际,为各界培育法律干才万人;锐意进取,屡树业绩,不断开拓司法行政新局面。公一生襟怀坦白,刚正无私,为国司法,呕心沥血,为党办学,远见卓识。今公虽乘鹤西去,老共产党人风范犹存,谨此永志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2020年6月

来源|解放日报

编辑|吕安琪


编辑: | 信息来源:资讯网 | 浏览次数:154

更多
[ 回到顶部 | 回到资讯中心 ]
热门文章
大夏学术网
智慧的创获,品性的陶熔,民族和社会的发展
Creativity, Character, Community

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

XML 地图 | Sitemap 地图